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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传入稻城亚丁的历史
   藏传佛教传入稻城亚丁地区在公元十一世纪未到十五世纪末期的三百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统治阶级对乌期藏和吐蕃一贯采用教义戒规和封建土同的政策,促使藏蕃的封建领主统治扩大和加强,萨迦派政权,悉帕摩主巴政权时期,教主均兼摄政务,即政教合一的统治形式,这一时期,为不同土司领主服务,藏传佛教形成了不同派别,如萨迦派、格鲁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广收信徒。据传,最早传入稻城的噶举派。距今已有八百三十多年的历史,噶举派由噶玛巴,都松饮巴(公元1110——1193年,新龙人),南宋淳熙五年(公元1170年),南游帮普(又叫奔波——奔波寺)建立稻城县最早的白教寺庙。明永乐年间,洛珍朗吉,原系白教徒,从师宗喀巴后,建黄教寺庙于翁根——雄登寺。广收信徒承扬佛教,严格修行,重纪律。

  明崇祯中期,固始汗率兵进入藏区,扶持黄教势力,甲布康珠罗绒于崇祯15年(公元1640年)创建贡嘎朗吉岭寺发展黄教,战地500余亩,僧侣300多人。黄教至传入稻城,发展快,到目前社会影响及僧侣人数、寺庙规模均属前列。

  藏传佛教在稻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社会各个方面及人们的生产生活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渗透。在解放前:藏区统治阶级和土司势力以政教合一,藏传佛教,拥有行政、经济、司法等大权,同时与土司势相勾结,老百姓受到了极大 伤害和奴役;二是寺庙拥有土地等其它财产,通过牧区地租,放高利贷;摊派宗教负担等,残酷压榨群众。解放后,在党的带领下,建立了广大牧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废除了政教合一,寺庙的剥削和压迫等制度。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焕发了生机。广大僧侣和农牧民民信教群众,能自觉遵守宗教政策,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稻城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藏传佛教影响深远,影响着农牧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娶嫁等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同时藏传佛作为一种文化,包含有:文字、文学、工艺、地理、历史、天文、历算、医工、戏剧、诗歌、舞蹈等。藏文大藏经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甘珠尔》、《丹珠尔》,虽然都掺杂着佛经佛事的宗教和箴言秘语内容,但也有它光辉灿烂的一面。

  虽然历史上出现朗达玛灭佛事件,但整个康巴地区,藏传佛教得到了保全,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康巴地区的藏传佛教的兴盛,对整个藏区的都是很有影响;稻城的藏传佛教不但得到了承传和发展,而且教派很齐全,且能和睦相处,有黄教、白教、花教、红教、笨教五大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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